中国飞速的城市发展，带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平等。
在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在政府和原城市居民看来，那些从农村而来的人是“二等公民”。长久以来，排他性的城市政策以及飞涨的房价使得外来人口不得不居住在没有光、不通风、甚至是非法租赁的地下室里。这些地下室原本是用来做储存间或者防空洞的。而现在甚至有些外来人口住在下水道。
多年前，这样恶劣的居住环境就已经吸引了媒体的关注。然而，纽约大学阿尔巴尼分校的地理系副教授黄友琴在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中称，现在的情况并没有好转。黄友琴分析了政府档案，调查了北京外来人口，在北京7处地下室出租房进行了实地考察，并且深入采访了房东、管理人、租客以及其他居民。她表示，官方承诺的所谓推进“移民包容”的城市发展并没有解决问题。
以下是黄友琴在杂志《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中的报告：
一夜之间，庞大的地下人口浮出水面——他们隐藏在这座城市的下方。地下室租客们通常被媒体称为“鼠族”，他们生活在拥挤不堪的地下隧道或地下室，那里没有窗户，通风也不好。而这一切都隐蔽在北京这座巨大的现代城市之下，不被世界知晓。
一份2013年的数据称北京的外来人口数目大约为26万，但黄友琴认为，居住在地下的人口远比这一数字要多。地下室的结构十分不安全，拥挤，卫生条件不好，也没有充足干净的水源。这样恶劣的生存条件不仅对贫穷的外来农民工造成了伤害，也对他们的后代，即未来的城市劳动力，产生了负面影响。
这些外来人口先前从事农业劳动，到了城市之后奔波于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领取着微薄的薪水。根据黄友琴的调查报告，居住在地下室的人们主要在饭店、美容院、超市等工作。她指出，尽管外来人口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政府们却总将一些城市顽疾归咎于他们，比如城市污染和交通拥堵。
外来人口在城市受到的区别对待由来已久。1950年代，政府开始施行户口制度，按照出生地划分户口。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国家的公共服务，比如教育、住房补贴、医疗、就业和食物配给。相反，没有户口的农村居民和外来人口就不能享受同等待遇。以下这张图表来自2013年欧洲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它向我们展示了无法享受户口权利的外来务工人员的数目，在过去几十年疯狂增长。
尽管户口制度几番“松绑”，仍旧某程度上“隔离”了外来人口与城市人口，尤其是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多伦多大学政治科学系的副教授Lynette Ong就此表示，“户口基本上就是一种‘种族隔离’，它将城市与农村人口分隔开。简单来说，户口重不重要就在于两个问题：它是否在物质层面上造成了差别，比如各种权利和受教育的渠道；以及，它是否带来了城市人口对持有农村户口的人的潜在歧视。”
他们（城市居民）担心地下室租客会使楼房里的基础和公共设施“过度负载”，让公共空间过于拥挤，带来犯罪率的上升。地下室租客们令他们的邻居心生厌烦，因为他们觉得自家的地下空间被占据，社区形象被损害，他们的“资产”也在无形中因此“被贬值”。
这些恐惧通常透过一些言语显露出来，比如政府长期使用的“流动人口”，似乎会让人联想到懒惰、盲目和流浪等负面形象。而“农民工”是另外一个常用的词；另外随着地下生活一族人数的增多，“鼠族”这一词语也在悄然兴起。
黄友琴表示，“你如何称呼他们是很重要的。”如果用刚提到的词语称呼，那么政府和城市人口就像是在对外来人口传达一个无形的信息：不管你在城市住多久，你都不属于这里。“如果连政府都这样区别城市和农村人口，无疑就会使得区别对待合法化了”。
最终，这些称呼会使得这两群人之间的鸿沟挥之不去。讲起那些住在地面的邻居，一位外来人口这样对黄友琴说：
“我们住在地下室，所以不能用地面上的花园。一些北京当地人十分霸道，他们看不起我们。但我不想和他们发生冲突。”
地下室租客们的未来并不明朗
2014年，中国政府颁布了新的指导方针：希望到2020年时，全中国60%的人口都居住在城市。据新华社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政府许诺1亿多的外来人口可以“获得城市地位”。作为激励措施，他们试图让40%的外来人口获得户口，享有相应的权利（在2013年这一数字只有35.7%）。
当然，这一好消息并不是听起来那么简单。彭博社的Dexter Roberts解读说：
首先，政府还是希望在中国的大城市继续限制外来人口的。这份方案呼吁放开那些人口小于500万的中小城市的户口限制。然而，外来人口又是否愿意放弃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转而涌向指定的小城市？这还是个未解的问题。
即使按照许诺，有更多的外来人口在北京获得了户口连带的相关福利，政府也建了更多的经济适用房，但还是会有一大部分的外来人口“一无所有”。为求落脚之处，他们还是要住在非法的、不安全的房子里，甚至是在地下室、下水道里艰难生存。
在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在政府和原城市居民看来，那些从农村而来的人是“二等公民”。长久以来，排他性的城市政策以及飞涨的房价使得外来人口不得不居住在没有光、不通风、甚至是非法租赁的地下室里。这些地下室原本是用来做储存间或者防空洞的。而现在甚至有些外来人口住在下水道。
多年前，这样恶劣的居住环境就已经吸引了媒体的关注。然而，纽约大学阿尔巴尼分校的地理系副教授黄友琴在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中称，现在的情况并没有好转。黄友琴分析了政府档案，调查了北京外来人口，在北京7处地下室出租房进行了实地考察，并且深入采访了房东、管理人、租客以及其他居民。她表示，官方承诺的所谓推进“移民包容”的城市发展并没有解决问题。
以下是黄友琴在杂志《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中的报告：
一夜之间，庞大的地下人口浮出水面——他们隐藏在这座城市的下方。地下室租客们通常被媒体称为“鼠族”，他们生活在拥挤不堪的地下隧道或地下室，那里没有窗户，通风也不好。而这一切都隐蔽在北京这座巨大的现代城市之下，不被世界知晓。
一份2013年的数据称北京的外来人口数目大约为26万，但黄友琴认为，居住在地下的人口远比这一数字要多。地下室的结构十分不安全，拥挤，卫生条件不好，也没有充足干净的水源。这样恶劣的生存条件不仅对贫穷的外来农民工造成了伤害，也对他们的后代，即未来的城市劳动力，产生了负面影响。
长久以来的歧视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而来到城市。2014年，有超过2.6亿的农村外来人口居住在城镇，占总城市人口的1/3。这些外来人口先前从事农业劳动，到了城市之后奔波于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领取着微薄的薪水。根据黄友琴的调查报告，居住在地下室的人们主要在饭店、美容院、超市等工作。她指出，尽管外来人口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政府们却总将一些城市顽疾归咎于他们，比如城市污染和交通拥堵。
外来人口在城市受到的区别对待由来已久。1950年代，政府开始施行户口制度，按照出生地划分户口。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国家的公共服务，比如教育、住房补贴、医疗、就业和食物配给。相反，没有户口的农村居民和外来人口就不能享受同等待遇。以下这张图表来自2013年欧洲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它向我们展示了无法享受户口权利的外来务工人员的数目，在过去几十年疯狂增长。
尽管户口制度几番“松绑”，仍旧某程度上“隔离”了外来人口与城市人口，尤其是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多伦多大学政治科学系的副教授Lynette Ong就此表示，“户口基本上就是一种‘种族隔离’，它将城市与农村人口分隔开。简单来说，户口重不重要就在于两个问题：它是否在物质层面上造成了差别，比如各种权利和受教育的渠道；以及，它是否带来了城市人口对持有农村户口的人的潜在歧视。”
“流动人口”、“农民工”和“鼠族”
不敬和贬低的言语在社会上流传，也让城市居民对这群外来人口的偏见越来越深。黄友琴在《城市研究》中表示：他们（城市居民）担心地下室租客会使楼房里的基础和公共设施“过度负载”，让公共空间过于拥挤，带来犯罪率的上升。地下室租客们令他们的邻居心生厌烦，因为他们觉得自家的地下空间被占据，社区形象被损害，他们的“资产”也在无形中因此“被贬值”。
这些恐惧通常透过一些言语显露出来，比如政府长期使用的“流动人口”，似乎会让人联想到懒惰、盲目和流浪等负面形象。而“农民工”是另外一个常用的词；另外随着地下生活一族人数的增多，“鼠族”这一词语也在悄然兴起。
黄友琴表示，“你如何称呼他们是很重要的。”如果用刚提到的词语称呼，那么政府和城市人口就像是在对外来人口传达一个无形的信息：不管你在城市住多久，你都不属于这里。“如果连政府都这样区别城市和农村人口，无疑就会使得区别对待合法化了”。
最终，这些称呼会使得这两群人之间的鸿沟挥之不去。讲起那些住在地面的邻居，一位外来人口这样对黄友琴说：
“我们住在地下室，所以不能用地面上的花园。一些北京当地人十分霸道，他们看不起我们。但我不想和他们发生冲突。”
地下室租客们的未来并不明朗
2014年，中国政府颁布了新的指导方针：希望到2020年时，全中国60%的人口都居住在城市。据新华社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政府许诺1亿多的外来人口可以“获得城市地位”。作为激励措施，他们试图让40%的外来人口获得户口，享有相应的权利（在2013年这一数字只有35.7%）。
当然，这一好消息并不是听起来那么简单。彭博社的Dexter Roberts解读说：
首先，政府还是希望在中国的大城市继续限制外来人口的。这份方案呼吁放开那些人口小于500万的中小城市的户口限制。然而，外来人口又是否愿意放弃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转而涌向指定的小城市？这还是个未解的问题。
即使按照许诺，有更多的外来人口在北京获得了户口连带的相关福利，政府也建了更多的经济适用房，但还是会有一大部分的外来人口“一无所有”。为求落脚之处，他们还是要住在非法的、不安全的房子里，甚至是在地下室、下水道里艰难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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