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的蚊帐

        1962年，我妈第一次走出小乡村，背着被褥卷，也许还拎了一土布袋热红薯，搭汽车，转火车，再汽车，从河南出发，去武汉上大学。半个月之后，她写信给她的妈、我的姥姥：“同学们都有蚊帐，我没有。”姥姥回信：“蚊帐是什么？”
        我妈详详细细写给她：“一种很稀很稀的棉布，和床一样长一样宽，高度比两张床之间的距离多一些。”没尺子，估计她用“CM”做单位，姥姥也不懂得，我妈是用线量的，三根长线就是三个尺寸。
        没画图吗？蚊帐有一面是要开门的——我想象出每晚从帐下钻过的狼狈。不画图怎么说得清？已经荣升姥姥的我妈，戴着老花镜在穿针走线改造购物袋，不看我，口气里有小小的得意：“当然说得清呢。姥姥可不是你，比你明白多了。”
        就这样，那年新棉花下季的时候，姥姥纺线，织“很稀很稀的棉布”，裁剪，缝纫。总之，暑假结束，我妈再上学的时候，行李里有她小小的自矜：她，也有蚊帐了。
        我上大学时我妈把这床蚊帐“传”给了我。我接受它，像五四文青娶指腹为婚的童养媳，打心眼儿里就不想要。它孔眼大，疏疏落落像蒸馒头用的笼屉布，充满了“只防大蚊不防细虻”的君子作风；最重要的是，它太旧了，土布已经灰得发黑。有生命的事物都会面临死亡，雪白的棉桃此刻骸骨生虫。它在我头顶上，穹庐似天，阴阴欲雨。全寝室女生的蚊帐都其白如雪，只有我的，毫不客气地给社会主义抹黑。
        有一次，一个外班女生来寝室逛，我听见她向人打探：“那是谁的床？看着好脏。”脏？我很愤怒，却没法向人解释：它不是脏，它只是积了太多水洗不净的历史尘埃，是故纸堆、旧窖藏、米烂陈仓的色调。
        它很快就拉了大口子，大概是被我一屁股坐上去了，布质已朽，经不住我的吨位。我带回家给我妈过目：确实不堪用了。全无心肝地弃之。
        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我抛掉了，这世上最后一件沾有姥姥手泽的事物。
        大学是不是非得有一架蚊帐？我妈当年的行为，算不算虚荣心作祟，和00后们向家长要“爱凤爱拍”是不是一个性质？我猜我姥姥没想那些，她的想法很简单：我们没有，这不丢人，也不是啥光宗耀祖的事。人家有，我妮（女儿）也可以有。输人不能输阵，在她能掌控的世界里，姥姥尽她所能，竭她所有。她的爱与尊严，全在这一针一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