缴械

　　“爸爸，是我。今天怎么样？做了什么？”

 

　　“在写字。礼拜天你回不回来吃饭？”

 

　　“不行呢，我要开会。”我说，“爸爸，把钥匙给我吧？”

 

　　他背对着我，好像没听见。抱着一个很大的塑料水壶，水的重量压得他把腰弯下来。几盆芦荟长得肥厚油亮，瘦瘦的香椿长出了茂盛的叶子。

 

　　我本来要到花市去买百合的，却看见这株孤零零不起眼的小树，细细的树干上长了几片营养不良的叶子，被放在一大片惊红骇紫的玫瑰和菊花旁边，无人理会。花农在一块硬纸板上歪歪斜斜地写了两个字：“香椿”。花市喧声鼎沸，人贴着人，我在人流中突然停住脚步，凝视那两个字。小的时候，母亲讲到香椿脸上就有一种特别的光彩，好像整个故乡的回忆都浓缩在一个植物的气味里。原来它就长这样，长得真不怎么样。百合花不买了，叫了辆出租车，直奔桃园，一路捧着那盆营养不良的香椿。

 

　　“不要再开车了吧？”我说。

 

　　他仍旧把背对着我在浇花，阳台外强烈的阳光射进来，使他的头发一圈亮，身影却是一片黑，像轮廓剪影。

 

　　父亲这个八十岁的人，每天开车出去，买菜，看朋友，帮儿子跑腿，到邮局领个挂号包裹；每几个月就兴致勃勃地嚷着要开车带母亲去环岛；动不动就说要开车到台北来看我，我害怕，他却兴高采烈：“走建国高架，没有问题。我是很注意的，你放心好了。”我没法放心，我坐他的车，两手紧抓着手环不放，全身紧绷，而且常常闭住气，免得失声惊叫。他确实很小心，整个上半身几乎贴在驾驶盘上，脖子努力往前伸，全神贯注，开得很慢，慢到一个程度，该走时他还在打量前后来车；人家以为他不走了，他却突然往前冲。一冲就撞上前面的摩托车，一个菜篮子摔了下来，番茄滚了一地，被车子碾过，一地烂红。

 

　　再过一阵子，听说他撞上了电线杆。母亲在那头说：“吓死哩人喽。你爸爸把油门当作刹车，你相不相信！”车头撞扁了，一修就是八万块台币。又过了几个月，电话又来了：他的车突然紧急刹车，为了闪避前面的沙石卡车。电话那一头不是“吓死哩人喽”的母亲；母亲已经在医院里──刹车的力道太猛，她的整个手臂给扭断了。

 

　　兄弟们说：“你去，你去办这件事。我们都不敢跟他开口，爸爸只听女儿的话。”

 

　　黄昏的光影透过纱门薄薄洒在木质地板上，客厅的灯没开，室内显得昏暗，如此安静，我竟然听见墙上电钟行走的声音。他坐在那片黄昏的阴影里，一言不发，先递过来汽车钥匙，然后把行车执照放在茶几上，我的面前。

 

　　“要出门就叫出租车，好吗？”我说，“再怎么坐车，也坐不到八万块的。”

 

　　他没说话。

 

　　我把钥匙和行车执照放在一个大信封里，用舌头舔一下，封死。

 

　　“好吗？”我大声地再问，一定要从他嘴里听到他的承诺。

 

　　他轻轻地说：“好。”缩进沙发里，不再做声。

 

　　我走出门的时候，长长舒了口气，对自己有一种满意，好像刚刚让一个骁勇善战又无恶不作的人和平缴了械。

 

　　我不知道的是，一辈子节俭、舍不得叫出租车的他，从此不再出门。

 

　　“礼拜天可不可以跟我去开同学会？”他突然在后面大声对我说，隔着正在徐徐关上的铁门。铁门“哐当”一声关上，我想他可能没听见我“没时间”的回答。